我國新會計準則已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上市公司財務報表中包含越來越多的未來估計,因此,對估計過程的控制已成為決定結果可靠性的關鍵。在新的經濟與新的商業(yè)模式下,會計利潤的確認時點已悄然改變,當利潤的確認時點從現金交易向實現原則、估計產銷、估計經營一步步前移時,需要預測與控制的因素就越多,估計的空間就越大,利潤的不可預測性也會越大。此次次貸危機所反映出的恰恰是對第二、三層次利潤確認的不可預測性,當這種不確定性從表外進入表內后,再次通過盈利預測與華爾街的評級機構進一步將這種不確定性進一步放大,金融資產之間的聯動性與市場定價與估值的密切性,促成不確定性的進一步擴散,直至影響整個金融市場。
會計利潤確認呈現新趨勢
會計利潤確認的準確性需要事后判斷,在有強制性信息披露監(jiān)管要求的情況下,最主要的預測不準確性常常通過財務報告重述體現。財務報告重述指公司自愿或在審計師、監(jiān)管當局的敦促下修正先前的財務報告。已有研究表明,除了報表項目重分類重述外,財務報告重述通常最終都會涉及利潤變更。近年來世界主要資本市場進行財務報告重述的上市公司數量和比例日益增加,從財務報告重述分析會計利潤確認中出現的新趨勢具有很好參考意義。
國內已有研究表明,每年大約有20%左右的上市公司發(fā)布各種補充公告與更正公告。由于我國尚未對財務報告重述有明確的強制性披露標準,無法對我國上市公司會計利潤重述進行全面統計。但是,通過美國財政部2008年所發(fā)布的對1997年~2006年間所有上市公司財務報告重述行為的分析,可以反映出國際上與會計利潤確認相關的一些新變化與新趨勢:
一是財務報告重述急劇上升,基本與舞弊無關。在過去的十年,美國財務報告重述出現了急劇增長,從1997年的90件,增加到2006年的1577件,增加了將近18倍!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表示對這一增長的原因進行深入研究非常重要。美國近十年內財務報告重述的增加并不是因為舞弊行為的上升,相反,與舞弊相關的財務報告重述的比例,在十年內急劇下降:從1997年的29%下降到2006年的2%。
二是絕大部分財務報告重述減少利潤,反映出利潤確認的高估。在這十年期間,88%的重述結果減少利潤,這反映出原有確認的利潤存在普遍的高估傾向。
三是對收入的重述比例明顯下降,非核心費用上升明顯。在重述公司中對收入的重述比例呈現下降趨勢,平均只占20%左右,遠低于美國COSO委員會與特許舞弊審查會對1987年至1997年對AAER分析所得出的50%的公司收入確認(26%記錄虛假收入,24%提前確認收入)存在問題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與成本費用(包括核心成本費用與非核心成本費用)相關的重述比例呈上升趨勢,尤其以非核心成本費用的上升更為明顯,從1997年占重述總數的20%上升到近幾年的40%,主要歸因于衍生工具、可轉債利息等的錯誤陳述。
四是重述所涉及的時間區(qū)間越來越長。從1997年平均1.25年上升到2006年的將近2年,最長的案例年限為16年,根據美國資本市場反映的數據,對年限越長的重述,市場反映越小,因為投資者更關心當前與未來的回報情況,即更關注的是對未來的估計,而在過去時間內對未來估計的錯誤更能容忍。
五是利潤重述的特征依行業(yè)特征而定。美國財務報告顯示,制造業(yè)與批發(fā)零售業(yè)的財務報表重述行為與核心成本費用相關度最高,高科技業(yè)的財務報表重述行為與收入相關度最高,金融業(yè)與服務業(yè)的重述行為則與非核心成本費用及重分類相關度最高。由此可見,與財務報表重述的相關利潤因行業(yè)的利潤的確認方式與時點不同,產生了顯著的差異。(見表)
美國財務報告重述呈現的這些趨勢在這十年中日漸明顯,它帶來幾點啟示:第一,利潤確認的不確定性加大,并不是舞弊行為才會導致利潤失真,由于利潤確認時點前移的特征,利潤的不可預測性加大,對利潤確認過程的控制與管理必要性上升。
第二,企業(yè)通過利潤確認前移的特征,高估利潤的傾向明顯,并且利用投資者面向未來的投資傾向,傾向于延遲更正利潤,以減少對公司的負面影響。
第三,在美國這個擁有最發(fā)達債券市場的國家,衍生工具、資產證券化等產品的估計與確認仍存在諸多偏差,尤其是對按第157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告“公允價值計量”中所規(guī)范的第三層次的不可觀察的輸入值的獲取、模型確定與確認披露的標準方面,迫切需要進一步細化與明確,減少利潤的異常波動。
第四,利潤提前確認的特點與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引入,對上市公司利潤的分析已不同于單一歷史成本法下的截面分析,區(qū)分不同行業(yè)利潤提前確認的特點,分行業(yè)分析更能獲取有效的信息量。
次貸危機暴露監(jiān)管問題
美國次貸危機在一年半的時間內通過金融鏈條迅速傳遞,造成世界金融市場的巨大動蕩,并對實體經濟產生了沖擊。與美國1929年的第一次市場大蕭條、2000年的第二次大蕭條相比較,此次危機反映出以下特點:
首先,經濟過熱現象發(fā)生的時間周期越來越短,特殊的利潤確認方式對經濟的影響力可能加大。美國第一、二次經濟蕭條源于經濟過熱,它們發(fā)生的時間間隔為70年,而2000年距今的時間間隔不到8年。2000年美國經濟衰退引發(fā)的高科技泡沫的破滅,也暴露出利潤確認時點改變對盈利預測波動性的影響。隨著經濟全球化與科技的發(fā)展,市場震蕩的震中出現的次數可能越來越頻繁。
其次,會計計量屬性的改變,使會計信息與資本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利潤確認后果的聯動性會更明顯。會計信息從可靠性向相關性的轉變,促成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應用,特別是在金融工具方面的廣泛運用,使會計信息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加大,金融市場的全球化與經濟的全球化,使會計信息與資本市場的關系更加密切,利潤確認的時點、方式所產生的后果對資本市場的聯動性會更明顯。 第三,會計不再是單一的替罪羊。利潤確認時點的前移,使對企業(yè)有效的風險管理已成為監(jiān)管之重。美國第一次經濟大蕭條中,由于會計信息使用者認為會計信息缺乏統一實務標準,導致決策失誤,將會計作為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次經濟大蕭條中,安然、世通等一系列財務丑聞的爆發(fā),會計仍是首當其沖的指責對象。這兩次經濟衰退都引發(fā)財務丑聞,并且在大蕭條后都引發(fā)了嚴刑竣罰,分別促成了1933年《證券法》、1934年《證券交易法》、2002年《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簡稱:薩班斯法案)的出臺。但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fā)至今,尚沒有發(fā)現明顯的財務丑聞潮,對衍生品長期低估風險與風險控制缺失的批評超出了對會計的指責。并且,在薩班斯法案仍然面臨著成本效益論爭的同時,它的實施后果已得到較為普遍認可,而且僅限于財務報告的內部控制已顯示不足。
會計不再成為經濟的單一替罪羊,如何加強對企業(yè)進行風險管理成為取代對會計指責的一個重點,但是,在財務會計利潤確認方式不斷演進的情況下,風險監(jiān)管的重點在何處呢?
加強上市公司會計監(jiān)管
次貸危機的經驗表明,一個有彈性的監(jiān)管模式是一種有效的模式。針對如何適應公司報表中利潤預測性因素的不斷上升,試對我國上市公司會計監(jiān)管的新內容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事后會計監(jiān)管不再是單一的手段,對內部控制的監(jiān)管應成為一種輔助方式。
由于不同層次利潤提前確認時點的不斷前移,對利潤預測的不確定性不斷加大,應加強對利潤預測要素的可靠性的關注,會計監(jiān)管不再是單一的監(jiān)管手段,會計監(jiān)管的重點可以向一種包含財務報表供應鏈監(jiān)管在內的彈性監(jiān)管模式轉化,而內部控制的監(jiān)管是其中的監(jiān)管新內容及輔助方式。同時,加強保薦人、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對公司內部控制的責任。
第二,加強對盈利預測的關注,充分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
利潤確認時點的多元化,使上市公司的盈利預測信息真實性更加重要。應加強對公司盈利預測的關注,充分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防止上市公司利用操縱利潤確認,虛假盈利預測。
第三,改變單一歷史成本模式下,對利潤的“面”化分析。
在原有會計準則單一的歷史成本計量模式下,除應收款項外,基本不存在較大的利潤提前確認空間。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采用,使會計利潤確認包含了不同層次的利潤提前確認。雖然我國目前對公允價值的使用有諸多限制,并且,財務報表總體結構仍處于從單一的歷史成本計量向歷史成本與有限地使用公允價值的二元計量屬性的轉變,不同于美國在同一財務報表中同時存在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二元計量屬性(如:“資產證券化”),正在向單一的公允價值計量屬性轉變的階段。但是,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引入,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同行業(yè)間會計利潤提前確認的不同。改變單一歷史成本計量模式下,對利潤的“面”化分析,形成根據行業(yè)特征,對會計利潤的“條”化分析,更能獲得有效信息。
第四,應關注國際上利潤確認從高估收入轉向低估費用的傾向,依具體情況調整監(jiān)管的關注點。
傳統以來,對收入的監(jiān)管一直是監(jiān)管的重點,但近年來,利用公允價值與利潤確認的空間,由對收入的調控轉向費用調控的手段應引起重視,建議依公司調控手段特征,適時調整監(jiān)管重點。
第五,規(guī)范上市公司財務報告重述行為。
我國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重述沒有強制性規(guī)范,公司披露的情況與尺度并不統一。建議制訂相關規(guī)范,統一我國財務報告重述行為,防范多次“打補丁”行為。規(guī)范的財務報告重述披露,有助于對重述現象的原因及后果進行深入分析與風險防范。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并不代表所在機構的觀點)
(作者供職于深圳證券交易所博士后工作站 )
